
引言
1979年2月17日,南国边境的晨雾尚未散尽,就被一阵撕裂天地的巨响彻底震碎。那不是春雷,而是来自中国广西、云南边境上万门火炮同时发出的怒吼。
这一刻,被轰鸣声震碎的,不仅仅是边陲的宁静,更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心中,那个曾经无比珍视、温情脉脉的词汇——“同志加兄弟”。
就在炮声响起前的几个小时,在我们的官方叙事里,那片红土地上的邻邦,还是一个虽然偶有摩擦,但终归是“唇齿相依”的革命战友;而从炮声响起的那一刻起,它变成了吞噬生命的钢铁丛林和血肉磨坊。
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,从田间地头的农民到工厂车间的工人,甚至许多即将奔赴前线的年轻战士,内心都翻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:有愤怒,有不解,但更多的,是一种被至亲之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的、锥心刺骨的痛楚与错愕。
我们想不通。
那是一个我们自己都还在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年代。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,我们把从人民口粮里省下来的、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最好大米,用火车、用轮船,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;我们把最新生产出来的56式冲锋枪、63式自动步枪,优先供给越南的军队,而我们自己的战士,有许多还在使用老旧的“万国牌”;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,在越南的热带雨林里,顶着美军的轰炸,用血肉之躯铺设了上千公里的公路铁路,架起了数百座桥梁,甚至有数千名中华儿女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。
那笔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,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,几乎是掏空家底式的付出。
然而,现实却以一种最荒诞、最冰冷、最令人不齿的方式,回馈了这份兄弟情谊:越南士兵,正躲在我们援建的永备工事里,端着我们援助的步枪,吃着我们援助的大米,将枪口死死地对准了曾经的恩人。
民间的情绪最直接,也最滚烫:「这就是一头永远喂不熟的中山狼!」
可愤怒无法解答那个盘旋在历史迷雾中最核心的疑问:越南,究竟是疯了,还是瞎了?
刚刚打跑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,实现了国家统一,整个国家满目疮痍,经济凋敝,人民嗷嗷待哺。按照任何正常的国家逻辑,此刻最应该做的是放下武器,拿起锄头,与邻为善,休养生息,发展经济。
可河内当局为何偏偏像中了蛊、着了魔一样,毅然决然地掉过头来,朝着那个曾经为他们输血续命、体量是自己几十倍的北方巨人,露出了最锋利的獠牙?
是为了几座有争议的南海岛屿?还是为了向更遥远的“新大哥”苏联纳上“投名状”?
这些理由,在当时看来都有几分道理,却都显得那么单薄,不足以完全解释那种近乎癫狂的、不惜赌上整个国家命运的歇斯底里。
直到时光的尘埃落定,那场战争的硝烟散去数十年后,当年那个做出疯狂决定的越南最高领导人黎笋早已化作一抔黄土,他的长子黎坚成,在面对历史学家的镜头时,才用一种异常平静的、仿佛在诉说别人家故事的语气,揭开了那个被刻意尘封、足以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核心真相。
原来,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,并非源于一时的地缘政治冲动,而是一场长达25年的“心理脓疮”的最终溃破。
在黎笋那颗被多疑、偏执和一种深刻的“受害者情结”填满的心里,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可以信赖的“兄弟”,而是一个必须时刻提防、最终必须要反戈一击的“宿命之敌”。
我们眼中那段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蜜月期,在他的私人日记里,每一个标点符号,都浸透着冰冷的猜忌与精密的算计。
01
要解开这个死结,必须先理解黎笋内心深处那道从未愈合的伤口,一种深入骨髓的、被“出卖”的怨念。
这股怨念的源头,要从1954年的日内瓦湖畔说起。
那一年,对于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来说,本该是荣耀与狂欢的顶点。奠边府战役,他们创造了世界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——一支装备简陋、靠双脚丈量丛林的军队,居然把老牌殖民帝国法国的精锐空降兵部队打得全军覆没,逼得法军总司令亲手竖起了白旗。
这是二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座巍峨丰碑。巨大的胜利让整个越共高层热血沸腾,他们摩拳掌掌,准备一鼓作气,发动总攻,将法国殖民者彻底赶出中南半岛,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。
就在这个胜利的最高潮,旨在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了。
越南代表团满怀期待地坐上谈判桌,他们天真地以为,身后的两位“老大哥”——苏联和中国,会为他们据理力争,帮他们把奠边府的军事胜利,转化为政治上的最大胜利果实。当时代表新中国出席的,正是风度翩翩、睿智机敏的周恩来总理。
然而,越南人等来的,不是庆祝胜利的香槟,而是一盆从头浇到脚的刺骨冰水。
当时的国际局势,远比河内的革命家们在丛林里想象的要诡谲复杂。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墨迹未干,美国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吃了大亏,但绝不可能容忍“多米诺骨牌”在东南亚倒下,出现一个完整的、统一的、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越南。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已经放出狠话:如果越共军队继续南下,美军将毫不犹豫地进行直接军事干预。
而刚刚结束了三年惨烈抗美援朝战争的新中国,国内百废待兴,经济濒临崩溃,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恢复国力,实在不愿意、也没有能力在南线再与世界头号强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。
于是,从整个地缘战略大局出发,中国和苏联共同向越南代表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,劝说他们:暂时收手,见好就收。
最终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,核心内容就是: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,越南被一分为二。北方归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,南方则暂时由法国扶持的保大政权管理,并承诺在两年后,即1956年,通过全国自由大选,来决定国家的最终统一。
这个方案,在当时的外交层面是唯一现实的选择,它避免了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化,为新中国争取了宝贵的和平建设窗口期。
但在一个人看来,这简直就是最无耻、最赤裸裸的背叛。
这个人,就是黎笋。
为什么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?因为当时,他并不在河内的会议室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,他正作为越南劳动党南方局的最高负责人,在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,在那些不见天日的丛林里,带着他的同志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。
这一纸协议对他和他的部下们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北方的正规军主力必须按照协议撤回17度线以北,留下他们这些南方的干部和游击队员,孤零零地、手无寸铁地,去面对敌人即将到来的疯狂反扑和血腥报复。而那个被画在纸面上的“两年后大选”的大饼,很快就被美国扶持上台的“南越总统”吴庭艳撕得粉碎。一场针对南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大清洗、大屠杀,随即在南越展开。
在那段最黑暗、最绝望的日子里,黎笋亲眼目睹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、亲手发展的同志,一个个被逮捕、被枪决,他们的头颅被挂在城市的街头。那种无助与愤怒,在他心里刻下了第一道、也是最深的一道伤疤。
他的长子黎坚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,这件事成为了父亲心中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、化脓的死结。
在黎笋那套简单而偏执的逻辑里,他看不到大国博弈的复杂性,他只认一个死理:中国为了自己边境的安宁,为了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,毫不犹豫地将越南南方的革命成果,当成了交换和平的祭品。
「我的父亲坚信,」黎坚成在访谈中平静地说道,「从那一刻起,他就认定中国骨子里根本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越南。他们想要的,是一个像朝鲜半岛那样分裂、衰弱、永远需要看他们脸色行事的邻国,一个永久的战略缓冲区。」
这种念头,就像一颗剧毒的种子,一旦在多疑的心田里生根,便会疯狂地滋长,其蔓生的黑色藤蔓会缠绕住所有的理智与善意,扭曲所有看到的事实。
即便后来中国为了帮助越南对抗美国,送来了堆积如山的粮食、武器和装备,甚至直接派出防空部队和工程兵,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代价,黎笋依然戴着那副由“1954年之恨”锻造而成的有色眼镜,审视着这一切。
在他看来,中国的援助从来都不是无私的。他固执地认为,那只是中国害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国门,而拿越南人的生命做盾牌,拿越南的国土当成中美对抗的代理人战场。援助的越多,就越证明中国“心虚”,越想把美国这个祸水死死地挡在越南境内。
这就是黎笋心中埋下的第一根“毒刺”。它深深地扎在“同志加兄弟”的温情口号之下,平日里看不见,却在黎笋的内心深处日夜流淌着脓血,时刻提醒着他:这是中国欠我们的,他们永远欠越南一次统一。
而18年后,就在黎笋领导着越南人民,准备和美国人进行最后死磕的时候,从北京传来的一则电视新闻,化作了第二根更粗、更长、更致命的毒刺,彻底击穿了他对中国仅存的最后一丝幻想,也把他推向了那个不可逆转的疯狂轨道。
02
1972年,越南战争的“绞肉机”被开到了最大马力。
为了逼迫北越在巴黎的谈判桌上做出巨大让步,美国尼克松政府发动了代号为“后卫II”的军事行动。美军出动了包括B-52战略轰炸机在内的所有空中力量,对河内、海防等北方重镇,实施了越南战争期间、乃至人类战争史上,规模最大、最猛烈的地毯式轰炸。
在短短12天的“圣诞节轰炸”里,美军投下了超过20万吨的炸弹。整座城市都在燃烧,工厂、桥梁、居民区化为一片废墟,每一寸土地都在剧烈地颤抖。越南的军民,每天都在以成百上千的数量死去。
黎笋和他的战友们,只能长时间地躲在深邃的防空洞里,听着头顶传来的、如同地狱恶魔咆哮般的呼啸声,咬紧牙关,苦苦支撑。
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,就是身后站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,特别是作为“可靠大后方”的中国。中国的粮食、弹药和高射炮,是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生命线。
然而,就在越南人民流血牺牲最惨重的时刻,一则来自北京的新闻画面,通过特殊的渠道传到了河内,让黎笋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那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被彻底掏空、被冰水从头顶浇透的、深入骨髓的寒意。
那个被他们官方媒体称为“头号战争贩子”、“双手沾满越南人民鲜血的帝国主义元凶”的美国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,竟然历史性地访问了北京。
画面里,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的手,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;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宴。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用最醒目的标题报道这场“改变世界的一周”。
在中方看来,这是打破美苏两级围堵、实现国家战略破局的伟大外交胜利。当时,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在边境陈兵百万、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地步,中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和核威胁。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,是当时保障国家生存、摆脱外交孤立的必然选择。
但在黎笋那双早已被仇恨和猜忌蒙蔽的眼睛里,这幅画面只能解读出两个字:背叛。
而且是第二次,性质比1954年那次更恶劣、更无耻的背叛。
黎笋的长子回忆,那段时间,他的父亲变得异常暴躁和阴郁,经常在会议室里对着地图沉默数小时,然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怒吼,将桌上的文件全部扫落在地。
在黎笋的逻辑里,事情再清晰不过了:越南的战士正在前线被美国的炸弹炸成碎片,而我们的“老大哥”却在后方,跟那个下令扔炸弹的刽子手推杯换盏,言笑晏晏!
这已经不仅仅是情感上无法接受了,这是一种最肮脏、最赤裸裸的政治交易。
黎笋固执地认为,中国正拿越南的命运当成与美国谈判桌上的核心筹码。他坚信,中国向美国做出了秘密承诺,会向越南施加压力,逼迫越南在谈判中让步,帮助美国从越南“体面地撤退”,以此来换取美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、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对抗苏联等方面的支持。
「又是这样!」据称,黎笋在一次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上,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,双目赤红地咆哮,「1954年,他们为了自己的和平,牺牲了我们的南方;现在,1972年,他们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,又想牺牲我们即将到手的、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最终胜利!」
信任的大厦,在尼克松与毛主席握手的那一刻,就已彻底崩塌,连瓦砾都未曾剩下,只留下一个充满仇恨的深坑。
从1972年的那个寒冷的春天开始,黎笋的对华政策,发生了一个隐秘而致命的转向。
表面上,他依然对中国派来的代表笑脸相迎,说着“同志加兄弟”的客套话,因为战争还在继续,他还需要中国的粮食和炮弹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。但在内部,一场残酷无情的“去中国化”大清洗,已经悄然拉开序幕。
那些在越南党内军内,长期与中国关系密切、主张学习中国经验、真心实意坚持“越中友好”的老一辈革命家,如黄文欢、朱文晋等人,开始被系统性地排挤、打压和边缘化。他们的权力被架空,言论被限制,甚至人身自由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。
既然“中国大哥”已经彻底靠不住,那么黎笋必须寻找一个新的、更强大的、并且同样对中国抱有敌意的靠山。
他的目光,越过中南半岛的群山,投向了遥远的莫斯科。
当时的苏联,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鼎盛时期,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展开猛烈的战略攻势。而与中国交恶,让苏联迫切需要在中国的南翼,找到一个能够牵制中国精力的战略支点。越南,无疑是最佳选择。
敌人的敌人,就是最可靠的朋友。苏联拥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武器,更雄厚的工业基础,更重要的是,苏联也乐于看到中国陷入“南北两线”的战略困境。
这简直是天作之合。
于是,黎笋做出了那个将彻底改变越南国运的战略抉择:外交上全面倒向苏联,将中国从“兄弟”的名单里,悄悄地、一笔一画地,移到了“潜在敌人”和“历史宿敌”的那一栏。
但他当时没有预料到的是,当1975年他真的赶走美国人,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之后,他内心那颗早已被仇恨和野心喂养成巨兽的欲望,会驱使他,走上一条比对抗美国更加疯狂、更加没有退路、最终也导致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。
03
1975年4月30日,当北越的T-54坦克的履带,碾过西贡独立宫(后来的统一宫)门前精心修剪的草坪,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时,一场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的、浸透了鲜血和泪水的战争,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这一刻的越南,不仅迎来了国家统一的曙光,更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意外“馈赠”,瞬间变得“肌肉”异常发达。
美国人的撤退太过仓促和狼狈,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庞大军事武库,几乎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他们曾经的敌人。一夜之间,数以百计的F-5“虎”式战斗机、A-37“蜻蜓”攻击机,上千辆M48“巴顿”坦克和M113装甲运兵车,以及堆积如山、足以再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火炮、枪械和弹药,都成了越南人民军的战利品。
手握着这些“从天而降”的美式现代化装备,再加上刚刚正面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的赫赫威名,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,或者更准确地说,是极度的自负,在越南高层迅速膨胀,并弥漫到整个社会。河内的官方媒体甚至公开喊出了一个令整个世界都为之侧目的口号:「我们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。」
这种胜利带来的巨大眩晕感,让黎笋那颗本就充满野心的心脏,跳动得更加狂野。
在他的办公室里,那张巨大的军用地图上,他手指划过的范围,早已不再是越南狭长的S形国土,而是一个囊括了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三国的宏大帝国版图——他梦想中的“印度支那联邦”。
黎笋的逻辑简单而粗暴:过去的法国殖民者,能将这三个语言、文化、民族都不同的国家,用武力捏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统治,那么今天,我,战胜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的黎笋,同样可以,而且能做得更好,建立一个以河内为中心,拥有超过5000万人口,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资源的强大红色帝国。
老挝很快就屈服了。在越南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,这个内陆小国几乎沦为了河内的一个附庸国,其内政外交完全受越南的操控。
但黎笋的帝国拼图上,始终有一块又臭又硬的骨头,怎么都啃不下来——那就是柬埔寨。
当时的柬埔寨,由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政策的红色高棉统治。他们不仅完全不听从河内的号令,反而因为历史上与越南的领土纠纷和深刻的民族矛盾,不断在中越边境挑起武装冲突,屠杀越南边民。
而最让黎笋怒火中烧、寝食难安的,是他坚信,红色高棉的背后,站着那个让他恨了二十年的北方巨人——中国。
此刻,在黎笋看来,他多年来的所有猜忌和恐惧,都得到了最终的、完美的印证。
中国支持柬埔寨,这绝不是简单的外交站队,而是在越南的侧翼和柔软的后背上,插上了一把最致命的尖刀!其目的,就是为了从侧面死死地牵制越南,遏制越南的崛起,让越南永远无法成为一个能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区性强国。
「他们又来了!他们亡我之心不死!」——这种念头,像毒蛇一样,日夜啃噬着他的理智和内心。
既然多年的猜忌已经变成了眼前的“现实”,既然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虚伪面纱早已被撕得粉碎,那就再也没有任何伪装和顾忌的必要了。
黎笋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疯狂挑衅操作,每一项,都像是在中国的国家底线上纵情狂舞,精准地踩踏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:
首先,是在南海问题上的公然背信弃义。
越南统一之后,立刻对之前越南政府(包括范文同总理在内的官方文件)承认南沙、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立场,进行了180度的翻脸不认账。就在美国人撤走的当年,越南军队就迅速出兵,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6个主要岛礁,并随即修改国内地图和教科书,向全世界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岛屿“自古以来”就属于越南。
其次,是在国内发动了惨无人道、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排华运动。
数十万在越南生活了数代、为越南的独立和建设事业流过血、出过力的华侨,一夜之间被越南当局定性为“国家的敌人”和“中国的第五纵队”。他们的财产被没收,商店被查封,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赶出家门,在越南军警的枪口逼迫下,要么徒步穿越埋满地雷的边境,九死一生地逃向中国;要么被迫拿出所有积蓄,挤上随时可能倾覆的破旧渔船,漂向茫茫南海,酿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“越南船民”人道主义灾难。
最后,是将和平的中越边境,变成了冲突和流血的前线。
越南军队开始频繁地、有组织地越过历史习惯的边界线,推倒界碑,蚕食中国领土,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、修筑工事。更恶劣的是,他们还不断向中国境内的村庄、农场,甚至是正在上课的学校,进行随意的武装挑起,随意开枪开炮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1978年一年,越南就在边境地区制造了超过1100起流血事件,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军人300多人,使中国边境地区的人民无法正常生产生活。
面对越南这一桩桩、一件件的倒行逆施,中国政府起初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,反复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严正警告,希望对方能够悬崖勒马。
《人民日报》的评论员文章,用上了中国外交辞令中最为严厉、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措辞:「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」并重申了那句在国际关系史上分量极重的话: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」
这句话,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,也曾对新德里说过。现在,它被送到了河内。
然而,黎笋对此嗤之以鼻,甚至可能将其错误地解读为中国的“色厉内荏”和“外强中干”。
他为什么敢如此狂妄?难道他真的忘记了,仅仅二十多年前,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,是如何将不可一世的“联合国军”,从鸭绿江边一路推回到三八线的吗?难道他真的不清楚,彻底激怒这个拥有核武器、并且从不畏惧任何强权的北方邻国,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后果吗?
全世界的观察家都认为黎笋疯了,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正在驾驶着越南这艘破旧的战船,全速冲向名为“战争”的冰山。
但多年之后,随着黎笋长子黎坚成的回忆,以及一些解密的越南共产党内部文件被逐渐披露,我们才知道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:
黎笋在那段时间里,可能恰恰是他一生中最为“冷静”的时刻。他不是疯了,而是一种极度清醒的疯狂。
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手里握着一张“绝对王牌”,一张足以让中国投鼠忌器、不敢轻举妄动的“护身符”。
并且,他的所有决策,都基于一种外人从未见过的、记录在他私人笔记里的一种冰冷到极致的“恐怖平衡”逻辑。这种逻辑,让他宁愿赌上越南未来几十年的国运,也要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,对中国发起一场他自认为稳操胜券的、致命的战略冲锋。
04
1978年的冬天,河内的空气中弥漫着战争前夕特有的、既紧张又亢奋的危险气味。
中国的最后通牒,已经通过各种外交渠道,清晰地摆在了黎笋的办公桌上:只要越南的军队敢大规模跨过柬埔寨的国界,中国绝不会袖手旁观。
对于一个刚刚结束三十年战火、国内经济一片凋敝、人民极度渴望和平的国家来说,任何一个理性的领导人,此刻都应该选择收手。毕竟,与北方那个在人口、面积、工业产值和军事潜力上都是自己几十倍的庞然大物正面对抗,无异于螳臂当车,是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开玩笑。
然而,黎笋做出了一个让整个世界都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:打!立刻!全线进攻柬埔寨!
他凭什么?他凭什么敢拿整个国家的命运,去赌这一把?难道他真的天真到以为,如果中国动手,远在莫斯科的苏联人,会为了他一个越南,而不惜冒着与另一个核大国——中国爆发全面战争,甚至是核战争的风险吗?
很多人将此归结为黎笋的极度自负和狂妄。
但真相远比这更复杂,也更阴暗。直到多年以后,当黎笋的长子黎坚成在一次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,首次披露了他父亲在1978年写下的一本绝密的私人笔记中的部分内容时,世人才恍然大悟:
原来,驱动黎笋做出这个疯狂决定的,不仅仅是吞并中南半岛的帝国野心,更是一种源于内心最深处、已经演变成“受迫害妄想症”的终极恐惧。
在那本已经泛黄的、字迹潦草的笔记里,黎笋用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笔迹,反复阐述着一个贯穿他整个政治生涯的核心观点,其大意是:
「我们的生存,由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的历史宿命所共同决定……我们的北方,是一个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,从未真正放弃过吞并我们、控制我们、奴役我们野心的邻国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,变得比它期望的更强大,否则就只有灭亡。任何对它的妥协,都是自取灭亡。」
这就是黎笋内心深处的“恐惧哲学”。
在他的认知世界里,中国太大、太近了,这种巨大的体量本身,就是一种永恒的、不可化解的威胁。
他固执地相信,一个统一、强大、独立自主的越南,是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绝对无法容忍的“眼中钉”。他认为中国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,就是在越南的腰部顶上了一把随时可以捅进去的匕首;他认为中国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,就是在战略上切断越南所有的外部援助和国际退路。
「他们正在编织一张巨大的、无形的网,想把我们像一条鱼一样,活活困死在这片半岛上,让我们永远做他们的附庸,永远为他们看守南大门。」——这句话,如同一个恶毒的魔咒,日夜在他的脑海中回响。
在这种极度的地缘政治不安全感的驱使下,黎笋得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其荒谬,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无比理性的恐怖结论:不能再等下去了,必须先发制人,主动出击,打破这个正在形成的包围圈!
他的战略逻辑是:既然被中国“南北夹击”(北方是中国本土,南方是亲中的柬埔寨)是无法避免的宿命,那就必须在中国的包围圈完全合拢之前,抢先一步,用雷霆万钧的武力,先解决掉南方的威胁——吞并柬埔寨和彻底控制老挝,将这三个国家完全整合在一起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越南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、人口和资源,从而在未来与中国的长期对抗中,拥有一个可以叫板的资本。
为了给这个疯狂的计划,上一道自认为万无一失的“终极保险”,黎笋在决定动手前,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——他要去莫斯科,拿到那张他梦寐以求的“王牌”。
1978年11月3日,黎笋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,在一片“同志般的友好气氛”中,正式签署了《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》。
这个条约的文本看似是常规的友好条约,但其中暗含了一个具有准军事同盟性质的核心条款(第九条):一旦缔约双方中任何一方成为被攻击或被攻击威胁的目标,缔P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,以消除这种威胁,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。
黎笋拿着这份墨迹未干的条约副本,从寒冷的莫斯科飞回温暖的河内时,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拿到了神话传说中的“免死金牌”。他立刻召集了最高级别的政治局会议,所有人都对即将到aien来的战争感到忧心忡忡。黎笋将条约的副本狠狠拍在桌上,环视着众人,用一种近乎催眠的语气说道:「同志们,不要怕!苏联人会支持我们!」一位老将军颤颤巍巍地站起来,问道:「总书记同志,可中国毕竟……」
黎笋打断了他,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,缓缓说出了一句让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死寂的话:「你们可能不知道,其实当年毛泽东曾亲口对我承诺过……」
此言一出,整个会议室连呼吸声都消失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聚焦在黎笋身上,眼神里充满了惊愕、不解、甚至是恐惧。毛泽東的承诺?这是何等分量的一句话!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,这几乎等同于“圣旨”。
黎笋很满意这种震撼效果,他沉浸在一种掌控一切历史解释权的快感中,缓缓道来。他向在座的委员们回忆起多年前,在中越关系最“亲密无间”的时期,他作为胡志明的指定接班人秘密访问北京,曾与毛主席在深夜有过一次没有记录员的私下长谈。
据黎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描述,在那次烟雾缭绕的谈话中,毛主席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,用他那惯有的、睥睨天下的豪迈语气对他说:「越南同志打得好啊!一个强大的、统一的越南,就是对美帝国主义最好的回击!你们只管放心去打,不要怕美国人,中国永远是你们最可靠的后方!」
就是这句话,被黎笋在心中反复咀嚼、发酵、扭曲了十几年,最终变成了他整个逻辑体系里最坚不可摧的一个核心支点。
他猛地一挥手,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:「你们听到了吗?一个强大的、统一的越南!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?仅仅统一越南的南北是不够的!只有将整个印度支那整合在一起,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联邦,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地区强国,才能不辜负毛主席当年的殷切期望!中国现在反对我们,是后来的人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!他们害怕了!他们害怕我们变得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强大!」
这番偷换概念、近乎癫狂的演说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魔力,彻底击溃了会议室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和犹豫。在黎笋构建的这套“受害者”与“天命所归”的宏大叙事里,入侵柬埔寨不再是侵略,而是实现“伟大理想”和完成“历史承诺”的必然一步。任何反对他的人,不仅是在反对越南的强大,甚至是在“背叛”中越两国老一辈革命家的“遗志”。
再无人敢于提出异议。
就这样,在那间被狂热、偏执和对历史的恶意解读所笼罩的会议室里,向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的决议,被一致通过。
1978年12月25日,就在西方世界沉浸在圣诞节的祥和气氛中时,黎笋一声令下,20万装备着苏式和美式武器的越南大军,如决堤的洪水般,越过边境,对柬埔寨发动了闪电般的全面入侵。
战况顺利得超乎想象。仅仅两周之后,1979年1月7日,柬埔寨首都金边陷落。
黎笋站在河内的作战地图前,看着那片被迅速染成越南军队代表色的中南半岛,嘴角或许浮现出了一丝得意的冷笑。
他以为,他算准了人心,算准了政治,算准了这场大国地缘博弈中的每一个变量。
但他唯独算错了一件事。
他低估了那个曾经勒紧裤腰带也要援助他的北方邻居,在国家核心利益、地缘战略安全和国际信义受到严重挑战时,所能爆发出的、雷霆万钧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。
他也似乎忘了一句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话,那句话叫: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安,忘战必危。”
当黎笋正沉浸在他“中南半岛霸主”的美梦中时,在北京的西山军事指挥所里,一份代号为“总字一号”的作战计划,已经被放在了最高决策者的案头。
黎笋的噩梦,即将拉开序幕。
05
黎笋的算盘,打得不能说不精明。但他漏算了一样最关键的东西:时间差和决心。
他以为,就算中国要动手,也要经过漫长的外交谴责、舆论准备和军事动员,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个月,足以让远在莫斯科的苏联人做出反应,并向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。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,中国这一次的决心,是以小时来计算的。
1979年2月17日凌晨4时30分,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,在长达500公里的边境线上,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代号为“对越自卫反击战”的进攻时,黎笋手中那张被他视若珍宝的《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》,瞬间变成了一张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解放军的攻势,可以用“雷霆万钧”和“钢铁风暴”来形容。战争一打响,在绝对优势的炮火准备下,成千上万发炮弹如冰雹般砸向越南的边防阵地。紧接着,中国的坦克集群和步兵,以多点突破、快速穿插、分割包围的经典战术,迅速撕开了越南人引以为傲的边防体系。在战争初期,那些刚刚在与美军作战中积累了丰富丛林战经验的越南“王牌部队”,在中国军队绝对的火力优势和灵活的穿插战术面前,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
谅山、高平、老街……这些被越南视为北方屏障的边防重镇,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告急,陷入激战。
而最让黎笋感到心胆俱寒的,是来自莫斯科的“死寂”。
当中国的坦克集群像烧红的利刃切入黄油一样,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时,黎笋和他领导下的河内,正焦急地、甚至是绝望地,望向遥远的北方。他们日夜守在电台前,等待着苏联履行条约义务,出兵威慑中国,甚至从北面出兵夹击中国的消息。
然而,克里姆林宫表现出了令人窒息的“战略冷静”。
除了通过官方喉舌塔斯社发表了几篇措辞严厉的谴责声明,以及象征性地向越南沿海派遣了几艘军舰“表示关切”外,苏联陈兵在中苏、中蒙边境的百万大军,始终按兵不动,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调动。
苏联人不是慈善家,他们是精于算计的帝国主义者。为了一个遥远的、价值有限的越南,而去和一个同样拥有核武器、并且展现出“不惜一战”决心的邻国爆发全面战争?这笔买卖,怎么算都血本无归。
黎笋那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惊天豪赌,在开战的第一周,就已经输得精光。
战局的最高潮,或者说是越南的“惊恐顶点”,在谅山。
谅山是越南北方的战略门户,是首都河内最重要的屏障,号称“河内之锁”。一旦谅山失守,往南便是一马平川的红河平原,中国的装甲部队可以在一天之内,兵临河内城下。
根据黎笋长子黎坚成后来的回忆,当解放军兵临谅山城下的那几天,是整个越南高层自抗美战争以来最恐怖的时刻。河内的空气中充满了末日降临的气息,一向以强硬、镇定示人的黎笋,在那一刻也感受到了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恐慌。
正是在那种恐慌的驱使下,他下达了那个近乎疯狂的命令:准备在河内进行“焦土抗战”。
河内的街头开始挖掘战壕,堆砌沙包,设置反坦克路障;各国外交使团开始紧急撤离;政府机关也开始连夜销毁机密文件,准备向南疏散。黎笋甚至已经做好了在河内打巷战,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准备。
这种过激的反应,恰恰反向印证了他内心深处那种“中国亡我之心不死”的恐惧,是何等的根深蒂固,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。
然而,就在整个越南都绷紧了神经,准备迎接一场“亡国之战”的时候,中国却出人意料地,收手了。
1979年3月5日,在中国军队攻克谅山,兵锋直指河内,越南已无险可守的情况下,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发表声明:「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,自即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。」
这一招“高高举起,轻轻落下”的战略操作,比直接攻入河内,更让黎笋感到难受和屈辱。
中国军队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但在撤退的路上,中国给越南留下了一个永生难忘的、刻骨铭心的“教训”。
中国的工兵部队,在回撤的路线上,进行了一次精准的、外科手术式的“逆向援建”。凡是当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在北方建设的、具有军事潜力的所有基础设施,包括桥梁、公路、铁路、发电厂、钢铁厂、化肥厂、军营、仓库等等,统统被系统性地、彻底地摧毁。
这是一种无声的,却又震耳欲聋的宣言:我们能给你建设一个怎样的北方,就能给你留下一个怎样的北方。我们能把你捧上天,也能把你摔下地。
仅仅28天。
当最后一辆中国坦克驶过友谊关,回归国境线时,越南北方的重工业基础,几乎被一扫而空,倒退了整整二十年。
对于任何一个理智的政治家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,更是一场战略上的完败。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,无疑是借坡下驴,承认现实,缓和关系,把国家的全部重心转回到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上来。
但黎笋不是。
巨大的“羞辱感”和深入骨髓的偏执,彻底吞噬了他的理智。在他那套扭曲的逻辑里,中国的撤军并非“手下留情”或“战略克制”,而是因为后勤补给困难,以及惧怕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,是“力不从心”的表现。
他拒绝承认失败,反而将这场原本可以速战速决的边境冲突,人为地、固执地,拖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“流血时间”。
就在中国宣布撤军的同一天,黎笋向全国发布了更加激进、更加不顾后果的“全国总动员令”。他发誓要“把整个越南变成一座巨大的、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”,要和中国战斗到底。
他将成千上万的越南青壮年,源源不断地送往中越边境,去争夺那些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、被炮火削平了所有植被的光秃秃的山头:老山、法卡山、者阴山……
也就是从那一刻起,越南的一只脚,深深地踏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、不断失血的战争泥潭。
这个泥潭里,没有胜利者。只有被无休止放血的国民经济,和无数在那片潮湿、闷热、瘴气弥漫的亚热带丛林中,被弹片、地雷和疾病吞噬的年轻生命。
而黎笋,正是那个用尽自己余生的全部力气,死死按住越南的头,不让它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的人。
06
边境上的炮声,虽然不再像1979年2月那样惊天动地,但它从未真正停歇。
它换了一种更残忍、更漫长、更具消耗性的方式存在着,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,日复一日地、缓慢地切割着越南本就脆弱不堪的国力和民生。
在黎笋“寸土不让,奉陪到底”的强硬意志下,中越边境进入了长达十年的“轮战”时期。
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军队来说,老山、法卡山这些边境战场,在某种意义上,成了一个检验军队改革成果、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绝佳“练兵场”。解放军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,从战术打法到武器装备,从合成作战到后勤保障,都得到了宝贵的实战检验,一大批拥有现代化战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,从这片“绞肉机”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日后建军的中坚力量。
但对于越南来说,这却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、持续流血的巨大伤口。
为了同时维持在柬埔寨的数十万占领军,并应对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压力,黎笋不得不维持了一支与国力完全不相称的、极度臃肿的庞大军队。据统计,在80年代中期,人口仅5000多万的越南,其正规军总数竟然超过了120万,如果再算上各种民兵和预备役,几乎达到了“全民皆兵”的地步。
这意味着,越南社会中最精华、最强壮的一代劳动力,都被派往前线去打仗、站岗和挖战壕,只剩下老人、妇女和儿童在后方从事着落后的农业生产。
国家财政预算的50%以上,都被扔进了军事这个无底洞。剩下的那点钱,连维持政府和公共事业的基本运转都捉襟见肘,更遑论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建设。
这十年,被后来的越南历史学家,痛心疾首地称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也是越南“补贴经济时期”最黑暗的时代。
如果说前线士兵的流血是惨烈的,那么后方普通民众的生活,则是彻骨的绝望。
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彻底崩溃,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到令人咋舌的700%以上。新发行的越南盾,几乎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废纸,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,即便是政府官员,拿着高额的工资也买不到任何东西。
实行严格配给制下的普通民众,生活更是困苦不堪。当时越南民间流传着一种令人心酸的食谱:煮香蕉树的树干。把原本用来喂猪的、富含粗纤维的香蕉茎砍下来,剁碎,混上米糠和木薯粉,煮成一锅黏糊糊的、难以下咽的东西,这就是普通家庭一天的口粮。
能够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,已经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,是只有在盛大节日里才敢想象的事情。
黎笋的长子黎坚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中,用一种极为沉重的笔触,描述了他父亲晚年的状态: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、深切的困惑与无法放下的固执的交织。
黎笋戎马一生,他懂得如何在丛林里用游击战拖垮法国人,懂得如何用地道战和陷阱消耗美国人,但他对现代经济规律一窍不通。
他似乎天真地以为,只要依靠强大的政治意志和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,越南人民就能像抗美战争时期一样,心甘情愿地勒紧裤腰带,陪着他去实现那个“中南半岛霸主”的宏伟梦想。
但他忘了,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,时代已经变了。
抗击法国和美国,那是保家卫国,是争取民族独立,人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牺牲,因为那是为自己的未来而战。而现在,是为了占领邻国柬埔寨,是为了跟曾经的恩人中国死磕到底,老百姓的心里,都有一杆清晰的秤。
黎坚成回忆,他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经常一个人在空旷的办公室里,对着那张巨大的军事地图,枯坐到深夜。有一次,他看着窗外萧条破败、暮气沉沉的河内街景,用一种几近梦呓的、充满迷茫的语气,喃喃地问身边的家人:
「为什么?为什么我们打赢了法国人,又打赢了美国人,我们赢得了所有的战争,可我们的人民却还在挨饿?」
这是一个迟暮的强人,一个被自己的历史心魔和地缘政治恐惧困住了的悲剧英雄,发出的最后的天问。
但他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,或许都没有真正意识到,那个让他困惑不解的答案,其实一直就掌握在他自己手里。
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,他唯一可以依赖的“救命稻草”——苏联,也快撑不住了。
到了80年代中期,苏联自己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,国内经济积重难返,已经无力再支撑全球的扩张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,开始了全面的战略收缩。对于越南这个每年都要吞噬掉几十亿美元援助,却像个无底洞一样毫无产出的“盟友”,莫斯科也开始感到厌烦和不耐。
对越南的援助,开始断崖式地减少。
没有了苏联的外部输血,越南这台巨大的、锈迹斑斑的战争机器,终于在不堪重负之下,发出了即将散架的呻吟。
内外交困,民怨沸腾。这就是黎笋留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,最后的政治遗产。
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强硬,撑起了越南所谓的“骨气”,却也彻底抽干了越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“血气”。
1986年7月10日,带着满腔的遗憾、不甘,以及对中国至死都未曾化解的怨恨,黎笋在河内病逝,终年79岁。
他的离去,仿佛是抽掉了那块堵在越南变革洪水前最顽固的巨石。一股被压抑了整整十年的、渴望和平、渴望温饱、渴望发展的时代暗流,终于可以喷涌而出了。
07
1986年12月,黎笋去世仅仅五个月后,越南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召开。
这次会议,在越南现代历史上的地位,堪比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那些被黎笋的强硬路线压制了整整十年的党内理性派和务实派,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接替黎笋的,是被后来越南人普遍称为“革新开放总设计师”的阮文灵。
阮文灵是个明白人。他亲眼目睹了黎笋的“强国路线”是如何将这个本就贫弱的国家,一步步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。他看得非常清楚,黎笋那套建立在“地缘政治恐惧”之上的悲情叙事,虽然听起来很壮烈,但这当不了饭吃,换不来面包和化肥。
如果继续与中国在边境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耗战,如果继续深陷在柬埔寨的占领泥潭里,越南不用等别人来打,自己就会从内部因为贫穷、饥饿和绝望而崩溃。
会上,越南正式确立了名为“Đổi Mới”(汉语音译为“革新”)的国策,核心就是放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,学习中国,走改革开放的道路。
这在很大程度上,就是一场谦卑的“摸着中国过河”的改革。既然北方那个曾经的“敌人”,搞改革开放能让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就富裕起来,那越南为什么不行?
但要搞经济,就必须有一个最基本、最不可或缺的前提:和平的外部环境。
只要中越边境的炮声还在响,只要越南的军队还占领着柬埔寨,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就不会解除,宝贵的外国投资就不敢进来,“革新”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。
于是,河内开始通过各种秘密的外交渠道,小心翼翼地向北京传递缓和关系的信号。
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,甚至近乎“冷酷”:想谈可以,但只有一个前提条件,那就是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完全、彻底、无条件地撤军。这是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,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这一次,越南人没有再像黎笋那样暴跳如雷。他们默默地,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1989年9月,最后一批越南占领军,从柬埔寨狼狈地撤离。那是一场凄凉的撤退,没有欢迎的鲜花和掌声,只有士兵们疲惫不堪的面容,和对自己这十年在异国他乡的浴血奋战究竟为了什么的巨大迷茫。
最大的障碍被扫清了。
1990年9月,在中国四川的省会成都,一场在当时被严格保密的、极高规格的会晤悄然举行。时任越共总书记阮文灵、部长会议主席杜梅等人,秘密飞抵成都,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“成都会晤”。
没有欢迎的仪仗队,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,只有务实的、关起门来的、推心置腹的会谈。
正是在这里,两国领导人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,共同为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画上了句号,并写下了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的八个字。
黎笋用尽一生精力和整个国家的资源构筑起来的“反华防线”,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求面前,轰然倒塌,土崩瓦解。
1991年11月,中越两国正式宣布关系正常化。
随后的岁月里,曾经埋满地雷、尸骨遍野的边境线,开始了大规模的排雷作业。曾经被炮火夷为平地、寸草不生的山头,重新长出了茂密的草木。曾经被炸毁、关闭的边贸口岸,重新变得熙熙攘攘,车水马龙。
越南的小商贩,用自行车推着满载中国生产的日用百货的货物,满脸笑容地穿过国门;中国的货车,满载着越南的火龙果、咖啡和海产品,驶入广西和云南的集散市场。
对于两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,做生意赚钱,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远比在闷热的丛林里互相射击,要有意义得多。
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,它从不看你的动机有多么悲壮,也不关心你的内心有多少委屈,它只看你的最终选择,是否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。
黎笋无疑是一个坚定的、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越南民族主义者,这一点,即便是他的政治对手也不否认。但他也是一个被自己的历史心魔和认知偏执所困住的迷路者。他的迷路,让他的国家多走了整整十年的弯路,多流了整整十年的鲜血,多忍受了整整十年的贫穷。
如今,在中越边境的那些昔日战场上,那些残破的碉堡和纵横的战壕遗迹,早已被亚热带的藤蔓和青苔所覆盖。偶尔有游客路过这里,会对着这些战争的疤痕,拍下一张照片,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,配上一句简单的、发自肺腑的感叹:「和平,真好。」
而这,或许就是对那场莫名其妙、代价沉重的战争,最真实、也最深刻的最终注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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